唐代注重法科人才的养成教育与选拔

唐代实行科举制，要求州郡每年向中央“贡士”，所贡之士，分为四科：一秀才，二明经，三进士，四明法。另设书法与算术两个专科，各有定额。命令京师与各郡各县都要兴办学馆，按此四科培养人才。每到年底，由学监负责考核，合格者与上计吏一起送至朝廷。有未入学馆而学有所成者，同样推荐。

其中“明法”一科，国家考试时，又分为四等，基本做法是：“其判问，皆问以时事疑狱，令约律文，断决其有。”以时事疑狱为题进行策问，答案要以国家法律为依据，视答卷情况判断应试者的法学知识与条令的适用能力，分四等录取。头等：“既依律文，又约经义，文理弘雅，超然出群。”其答案既能遵依国家律条，依法断案，又能引用儒家经义，阐明大道，文章写得弘雅得体，当然是优等，是首先应予拔擢的。其次是“断以法理，参以经史，无所亏失，粲然可观”，答卷能依照律文判案，引用经史文句进行说明，没有失误差错，文字通顺，这是第二等。第三等，判断依法，有文采。第四等，“颇约法式，直书可否，言虽不文，其理无失。”就是说，答卷总的来说还能依律断事，简单地将律文与狱案相对照，表明应按某律某格某式某例审理，行文不讲文采，法理上也没有明显失误，这样的人才也还是可用的。他们入仕后，其执政能力是有基本保障的。

把律学作为重要学科之一，注重法科人才的养成教育，是唐代的有用经验。由于唐代科举中有此“明法”一科，知识分子们对此也能稍加留意。我们看到，王维的集子《王石丞集》中，就有不少“甲乙判”，即为应试而练习写作的判词；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中也收录了大量“甲乙判”，说明当时知识分子是把律学看作一门重要的学问的。白居易曾上书请“升法科，选法吏”，以澄清吏治与狱政。唐代由科举而入仕的知识分子都是“明法”的。

唐代精英首任多为法职

唐代科举考试“进士及第”后，有许多人首任为“县尉”者。

县尉是干什么的？是协助县令处理繁剧的地方政务的。他要负责召兵练武、平乱、征役、侦缉、巡逻、捕盗、治安、关寨查缉、罪犯预审以至对那些抗捐抗税者“采取措施”之类。反正哪儿有碰“硬”的任务，他就必须出现在那儿。

唐朝，县尉们的学历很高，不少是进士出身后又参加“拔萃”考试的优材生，至少也是因有特殊才华而被“赐进士出身”（与进士同等学历）的人。如此学历，且一般在18岁至40岁之间，正是盛年，其执政能力毋庸置疑。例如：

房玄龄，临淄人，出任羽骑尉，初唐政治家；颜师古，万年人，出任安养尉，着名学者，注疏家；杜易简，襄阳人，出任渭南尉，初唐诗人；苏味道，滦城人，出任咸阳尉，初唐诗人；张鷟，深州人，出任过长安尉、河阳尉、襄乐尉等五任县尉，着名“甲乙判”的作手、奠基人；张旭，吴人，出任常熟尉，着名狂草书法家；张若虚，出任兖州兵曹，诗人，《春江花月夜》作者；王昌龄，江宁人，出任泛水尉，杰出诗人；颜真卿，琅琊人，出任礼泉尉，着名书法家；高适，沧州人，受举荐，授封丘尉，着名边塞诗大家；杜甫，出任京兆府兵曹参军，唐代伟大诗人之一；元结，右金吾兵曹参军，着名散文家；白居易，下邽人，出任周至尉，伟大诗人；李益，陇西姑臧人，出任郑县尉，着名诗人；孟郊，武康人，出任溧阳尉，着名苦吟诗人；王建，颍川人，出任渭南尉，着名诗人；庐纶，蒲州人，出任阌乡尉，着名诗人；张志和，金华人，出任南浦尉，着名诗人；独孤及，洛阳人，出任华阴尉，着名散文家；陆贽，嘉兴人，出任郑县尉，杰出政治家；韩愈，出任推官，古文旗手；柳宗元，河东人，出任蓝田尉，诗人，古文旗手；舒元舆，婺州人，出任鄠县尉，散文家；顶斯，江东人，出任丹阳县尉，藏书家；温庭筠，太原人，出任方城尉，杰出晚唐词人、小说家；聂夷中，河南府人，出任华阴县尉，着名晚唐小品文作手。以上各位，皆各有专成，也都是“好官”。

唐代士子科举考试录取后，先被安排到县尉的岗位上去摔打摔打，练出一身执政能力来，然后才有望升任别的官儿。白居易就是这么走出来的，后来他成了“杭州刺史”“刑部侍郎”“太子少傅”之类的大员。这些首任“县尉”们是易地做官的，且通常是南人北任、东人西任者；反之亦然，极少有在本省本地区任职的。这就能得到更多的切实锻炼，也防止了乡情对履行职务的干扰，还开阔了初入仕途者的心胸与眼界。这么做，真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

（作者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