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中：读写一生

这一天很巧——4月23日，是第26个“世界读书日”，也是我国着名诉讼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先生91岁生日。在先生的寓所，记者送上一束鲜花，向先生祝寿，表达由衷的敬意。

下午的阳光很好，先生的书房里很暖。

先生说，自己一生都在读书、写书、写作，是读写的一生，也是追求“立言者”的一生。

钟鸣老人爱上手机阅读，憧憬人生第五卷

客厅没有开灯，堆放报纸、书籍和鲜花的书桌后面闪着微弱的亮光。91岁的陈光中先生倚在沙发里,专注地看着手机。先生一只手托着机身，另一只手臂抵着沙发扶手，食指定格在屏幕上。

“这是一篇关于司法改革的论述，等下再继续看。”关闭屏幕后，先生把手机握在手里。

“眼睛花了，报纸和书都看不清楚了，字太小。用手机能看清楚，它有亮度，字可以放大，现在很多东西都在手机里看。”先生说着又按亮手机，浏览新的短消息。

“今天过生日，从早上开始，朋友圈里就一直在送‘蛋糕’。”先生笑着逐个点开消息，熟练地手写回复。

大概十年前，先生给自己取了“钟鸣老人”的网名，“钟”同名字里“中”的谐音，“鸣”取百家争鸣之意，象征言论。

“这里有不同人发表的文章，学生的情况也都在这里面，查资料也方便，有时候我就在百度上看些小说。”先生笑着说，手机方便、省事，现在主要在手机上阅读，一些短的诗词和文章，都在手机上写。

书桌上摆放着先生很多着作。其中，《陈光中法学文选（1-3卷）》，收录了先生80岁以前所有发表的文章和论文，《司法改革与刑事诉讼法修改》是第四卷，这本87万字的着作，收录了先生从80岁到90岁十年间的科研成果，媒体评论这部作品是“闪耀着法治光芒的大家之作”。

“不包括专着，这四卷基本把我一生的文章都包括进来了，如果再有一卷，是比较好的收官。”先生笑笑说，“这只能是假设，假设如果寿命长些，还继续有成果出来，能形成一本专着，是比较理想的。但是，我感觉比较困难。”

取得着作等身的成就，先生究竟是如何安排时间和精力的呢？先生笑答：“我也没有什么规律性的安排，说白了，就是白天黑夜不让我的光阴浪费。不让自己闲着。”

不久前用5个月时间组织修订新版教材，今年6月出书

步入耄耋之年后，先生每天保持着晚睡晚起的生活习惯，吃过饭，就坐在客厅的沙发里看书。沙发前的书桌上和四周围堆放着几十本常用书籍。先生风趣地说：“我每天就在这里边读书边休息，累了就往后一仰，闭会儿眼睛。”

说着，先生身体便往后一躺，像孩子一样笑着给记者做演示。

《刑事诉讼法（第六版）》摆在一摞书的最上面。

这是先生主编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先生介绍说，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后，教材也需要跟着修订。不久前用5个月左右时间组织修订完成，新版教材今年6月出书，可以保证新学期开学后高校法律系的学生们用上。

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先生仍在传道解惑、培养法学人才。先生表示，今年会继续带1到2名博士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先生对未来三年规划已有布局：

——完成《中国近代司法制度》（《中国司法制度史》第二卷），争取明年出版。

——完成《陈光中传》和《陈光中生平回忆录》，先生说，口述已经基本完成，接下来就要抓紧转化成文字，预计要用一年半到两年时间。

——完成《大百科全书》法学学科第三版纸质版出版工作。经学界推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选聘、中宣部批准，先生自2015年7月起担任《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法学学科主编，组织修订撰稿工作，迄今为止，法学学科已完成大部分词条写作工作。2017年先生又被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总编辑委员会编委和法学学科主编。这是既繁重艰巨又光荣的任务，先生说，“估计要三年时间，希望在有生之年完成这项工作。”

虽然体力不如从前，但先生在学术上仍然孜孜以求，保持着每年几篇C刊的发表量。2017年，87岁高龄的陈光中先生以6篇中国法学核心科研期刊发稿量，赢得“老年高产作者”的业内赞誉。这一年，先生还出版了独着的《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第一卷）》——《中国古代司法制度》。

“博而后精，贵在创新，文以载道，学以致用。”先生用16字浓缩概括了几十年治学经验。博而后精，指做学问首先要广泛阅读，在知识面广博的基础上，再求精道；贵在创新、文以载道，是指读书做学问贵在思考创新、说明道理；学以致用，是指研究法学必须把理论应用到实践中、转化为法律条文，才能为社会造福。

有两本书视为“必须读的书”，自己反复翻看，给学生多次推荐

在毕生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研究中，先生读过许多中外法学专着。其中的两本书被先生视为“必须读的书”，先生不仅自己反复翻看，而且给学生多次推荐。

一本是意大利作家切萨雷·贝卡利亚（Beccaria, Marchese di）撰写的《论犯罪与刑罚》。“这本薄薄的书距今几百年了，是1764年出版的，但是书中提到的废除死刑、无罪推定等思想，现在看来仍然有着先进意义。”在先生看来，这本书是无罪推定的思想起源，而在欧洲中世纪后期提出以更人道的方式对待囚犯，提倡改革法律并改善监狱环境的法学家的贝卡利亚，是一个伟人。

“有的书多读一本、少读一本，没有关系。但是，有的书却不能不读，而且读一遍还不行，《论犯罪与刑罚》就是这样的书。”先生说的时候，眼睛明亮。

达马斯卡（Professor Mirjan R.Damaska）的专着《漂移的证据法》（Evidence Law Adrift），是先生说的另一本必读的书。

该书1997年写成后，由何家弘教授主持翻译。“这本书并不厚，但是蕴涵着丰富的证据法学文化，可以帮助我们全面而又深刻地了解和把握两大法系国家证据制度的主要差异。”先生说，之所以欣赏这本书，是因为达马斯卡客观地比较和分析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产生、发展以及优劣，读后很受启发。

25岁发表第一篇学术文章《苏联辩护制度》

先生18岁报考法律专业。

当时，先生同时被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录取。由于战乱，通往北京的铁路中断，先生只好选择了离家较近的中央大学学习。1950年全国解放后，又转学到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

在跟随苏联专家学习刑事诉讼法期间，苏联的辩护制度激发了陈光中浓厚的兴趣。1955年，先生在当时最具权威性的学术杂志《政法研究》发表了第一篇学术文章《苏联辩护制度》。当时，先生25岁。

先生回忆说，“这不是偶然发表的一篇文章，而是受到苏联辩护制度的启发，认为中国最需要建立辩护制度，而且应当以无罪推定原则作为建立刑事辩护制度的依据。”先生当年写下这篇文章，就是希望能够为中国日后建立辩护制度提供参考。

记者看到，在先生的书橱里，刑事辩护、刑事诉讼方面的书居多。

反右运动开始后，先生热爱的法学研究被迫中断。说起当时的感受，先生用了四个字：“壮志未酬。”

在那段远离法学的日子里，虽然对前途感到迷茫，但是陈光中先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志向。他后来选择到广西大学担任历史教师。6年历史教学，先生阅读大量书籍和资料，对中国古代司法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

“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法学研究很有帮助。”借古观今，先生在关注和汲取古代司法传统精华的同时，十分警惕古代司法中的糟粕，注重保障人权。

直到今天，先生仍对涉及冤案的新闻报道格外关注。发现确实存在不合常理等问题，就会参与推进澄清案情。先生曾参与研判的冤案有，佘祥林案、赵志红案和张志超案，等等。

读的第一本小说是《水浒传》，读起来就放不下

儿时的记忆是难忘的。

先生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一个书香门第。小时候，每晚都是祖父督促先生和同辈的孩子们一起练习书法，然后再由堂伯父教大家读古文、古诗。

“当时对这些古文和古诗还不太懂，但是能背一点、记一点，慢慢就培养起了学习、朗读和背诵的习惯。”先生说，他读书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后来，先生就能够背诵《出师表》《陈情表》《赤壁赋》等古文名篇了。

先生读的第一本小说是《水浒传》，因为文字通俗，故事吸引人，读起来就放不下。小学时候读过的书还有《三国演义》《包公案》和《倚天屠龙记》等，到了高中，开始阅读现代小说和诗歌。先生说，他尤其喜欢郁达夫和茅盾的作品。

那是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先生对学习古诗词有了一些感想，就写了一篇《读古诗词杂感》，投寄给温州当地的报社后，很快被发表，这也是先生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先生说，此后便开启了他读书、写书、写作的模式。

在家风的熏陶和影响下，先生更喜欢阅读中国传统文学。先人古训影响着先生的人生理想和人生态度。

读书，做有用的人。对此，先生有自己的体会：“古人讲立功、立德、立言，是说人生一世要做有所贡献有所成就的人，所以我始终感觉，一个人应该在‘三立’方面有所成就。”

先生年轻时学习成绩优秀，喜欢写文章，很有兴趣做学问，先生年少，就有了做一个“立言者”的志向。

说起这些过往，先生满脸幸福。

（本报记者谢文英）

 

 

 

 

重读《西行漫记》

山东省桓台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常永栋

《西行漫记》是一部文笔优美、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作者埃德加·斯诺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延安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从多个方面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解放而艰苦奋斗和牺牲奉献的精神。我每次重读此书，都会有浓浓的亲切感。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当年，共产党人历经艰苦卓绝的长征到达延安，战胜艰难险阻，创造丰功伟绩，靠的就是心中坚守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

延安精神中蕴含的红色基因与新时代检察工作要求和目标相契合。对于我们检察人而言，不断发扬延安精神，深耕监督主责主业，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努力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每一个检察环节上都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整理：本报记者郭树合）

 

读书是最划算的投资

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项婷

定期整理自己的书架是我一直保持下来的习惯，把读过的旧书整整齐齐地收到柜子里，以便及时更替新书。我一直认为，读书是最划算的投资，因为即便书页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旧发黄，但书中的思想却能历久弥新，给人以营养。

最近我在读《周恩来最后600天》，这本书讲述周恩来总理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伴随着病痛、负重、伤感与离别，将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奉献给党和国家的事业。他是人民的总理，他生前没有子女，死后没有墓穴，他将自己完全融入了祖国的土地。

读这本书，我感触颇深，几次热泪盈眶。周恩来总理在生命最后岁月里所展现出的共产党人百折不挠、不忘初心的担当精神，是一代革命前辈的精神剪影，这种对党的事业无私奉献、对人民群众真诚热爱的纯洁精神，跨越不同时代，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党员领导干部的精神航标，为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

（整理：本报记者沈静芳）

 

 

 

 

 

买这本书时，我还未上大学

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检察五部检察官薛启飞

每一册藏书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每一段读书时光都流淌着幸福。收藏书籍已经成为我持续近二十年的习惯，随着时间流逝，如今三千余册书籍，散布在家里的每个角落。正是这些书籍赐予我不尽的精神力量。

《忏悔录》是卢梭的自传，买这本书时，我还未上大学，书的扉页上还有书店的签章，充满了时代的印记。当时学校录取通知书中夹带有教授推荐的书单，《忏悔录》是其中一本。如今，年近不惑的我再读此书，心境已大不相同。

全书开篇就写道：“我正在做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貌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揭露。这个人就是我。”但也许这才是真正的人，在这些不堪的另一面，使他对知识保持了永远的渴望，对感情的真挚热烈，对真理的坚持，对知行合一的追求。

回顾十余年从检经历，勇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勇于拭去心底的灰尘，做一个纯粹的检察人。

（整理：本报记者李立峰　通讯员彭静）

 

 

 

我在读培根的“谈司法”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检察院四级检察官助理游雅静

最近在读的一本书是《培根随笔全集》，其中“谈司法”的“一次错判比多次犯案为害更大，因为后者只不过污了流，前者却是秽了源”这句话已成法谚，大学时就如雷贯耳，现在读来仍给我常看常新的收获。

记得刚加入检察队伍不久，我接到了一起诈骗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审查过程看似常规平淡，但笔录中嫌疑人欲言又止：“算了，就这样吧。”检察办案岂能一句“算了”了事？我们从讯问时嫌疑人曾经提到的“微信被上家拉黑”的细节顺藤摸瓜，经过补充侦查、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发出《变更强制措施建议书》，公安机关采纳建议后不久，就撤案并继续侦查。

亲历过这样一次对“带病”案件的纠正，不亚于站上公诉席慷慨陈词令人骄傲。今日想来，顿觉与培根名言异曲同工，顿感作为公平正义守护者使命在肩的重任。

（整理：本报记者张仁平　通讯员董文静）

细读《美的历程》，心会静下来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彭维萍

“美是感性与理性，形式与内容，真伪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李泽厚先生笔下的《美的历程》，让我对中国古典文艺和各个时代特色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在其中体味古迹斑斑的美，不仅领略了书法艺术的灵动，也在宋代瓷器艺术中感受细洁净润、趣味高古；还有绘画中的气韵生动、形似与神似、写实与诗意的矛盾与融合统一，以及明清文艺思潮中市民文艺背后的近代资本主义萌芽。

从《美的历程》中，我读懂了生活，读懂了美那澎湃无限的生命力正是来自于生活，而这种生命力需要我们用对生命的热情去感知。

细读《美的历程》，我浮躁的心会安静下来，窗外露台的一角有紫藤萝在柔风中轻歌曼舞，那随风飘摇的律动如生命的呼吸与吐纳，澄澈、绚烂、惊奇……

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俱往矣。然而，美的历程却是指向未来的。”

（整理：本报记者南茂林）

 

书房的拥挤感让我享受快乐

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梁现成

我的书房不大，拥挤感总能让我享受到翻阅寻找的快乐。我兴趣广泛，除了法律书籍外，历史、文学、政治、地理、军事均有涉猎。其中，《南渡北归》、历史名人传记、《平凡的世界》等等，都是我的最爱。

当下正在读的书是《平凡的世界》。第一次读《平凡的世界》是1991年在大学的校园里，读着这本借来的书，心中感到崇高和兴奋，从此它就走进了我的生命中，照亮着我的人生。每当我遇到困难时，遭遇挫折时，总会不自觉地想到这本书里的情节。读书，教会我理智地面对现实，让我懂得热爱生活的真谛，即使没有收获的指望，也能做到心平气静地耕种。

《平凡的世界》是我最爱的书，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努力奋斗的同时，保持一颗平常心。

（整理：本报记者蒋长顺?通讯员鲍欢）

 

来源：检察日报